導讀：根據(jù)此前公布的議程，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于今天閉幕，中國未來十年改革路線圖即將揭曉?；仡櫼酝鶜v次三中全會，一般都會審議通過一份“決定”。這份被稱為指導中國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是如何出爐的呢？曾親歷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的專家詳解“決定”誕生過程。

起草小組如何組成？

中央領導掛帥 兼顧地方負責人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自金代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經(jīng)濟學家高尚全對這里并不陌生。他參加過三次三中全會決議關于改革決定的起草工作，都是在這里進行的。

從新華社披露的內容看，每次三中全會決定文件都經(jīng)歷了復雜的起草過程，一般用時半年。而第一步，就是成立起草小組。小組通常在全會召開當年的春天成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工作。

起草小組的負責人通常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掛帥”。

高尚全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起草組是2003年4月18日成立的。當時正是防治“非典”最緊張的時刻，組長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組長是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溫家寶曾擔任過多次全會文件起草組組長，1994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他，就曾負責起草小組的工作。

起草小組的成員通常由來自各部門和地方經(jīng)驗豐富的領導干部組成，也會根據(jù)每次全會的主題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以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文件的起草成員為例。時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夢奎回憶，小組成員共25人，包括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中宣部副部長鄭必堅、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上海市副市長徐匡迪等人。

“據(jù)我所知，地方領導同志參加中央全會重要決定的起草，這是第一次。此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和許多次中央全會決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領導同志參加。” 王夢奎說。

十四屆三中全會聚焦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因此小組成員中有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趙海寬、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張卓元等專家。

而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農(nóng)業(yè)，所以起草組成員有來自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安徽和吉林兩個農(nóng)業(yè)大省的負責同志，以及長期研究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問題的專家學者。

起草工作怎么展開？

分解任務 難點反復討論

起草小組成立后，通常會初步確定文件的框架，包括分成幾部分、每一部分大致有多少條。大框架打好后，實行“任務分解”，把小組再分成若干“小小組”，由每個“小小組”負責某個部分具體內容的擬訂。

以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文件起草為例。王夢奎曾撰文稱，初步定的框架是分為十大部分、53條，后來歸納合并為50條。高尚全說，他當時和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以及張卓元教授組成一個“小小組”，負責“培育和發(fā)展市場體系”這一部分內容。

作為“綱領性”文件，全會的決議會對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產(chǎn)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每一句措辭、每一個觀點的闡述都經(jīng)過深思熟慮。當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見時，往往要經(jīng)過反復討論才能達成一致。

讓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勞動力市場”寫入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過程。

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已經(jīng)進行了十余年，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出現(xiàn)的仍然是“勞務市場”和“勞動就業(yè)市場”。當時有種看法是：勞動力怎么能進入市場呢？勞動力進入市場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張，勞動力市場是生產(chǎn)要素市場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決議文件的討論會上，高尚全獲邀列席。為了爭取到高層的支持，高尚全鼓足勇氣發(fā)了言，一口氣說了五條理由，說明確立勞動力市場對于建立市場經(jīng)濟的重要性。當時會上沒有對此進行繼續(xù)討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只說了一句：提出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告訴北青報記者，發(fā)言后的第二天，他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我有點內疚，我說自己昨天不該在常委會上發(fā)言。但是我當時有個沖動，如果不發(fā)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可能就出不來了。”高尚全記得，溫家寶回答說：“我贊成你的意見，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沒有把握。”

后來，溫家寶把高尚全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材料報送給江澤民，江澤民又批轉給各中央常委。“勞動力市場”最終寫入了決議。

高層領導如何參與其中？

提出總體思路 赴各地進行調研

三中全會決定文件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通常，在每次決定起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會對決定的總體思路、基本框架、重點要點等作出指示。在起草過程中，也會多次根據(jù)文件的進展，提出指導性意見。

高尚全記得，在參加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時，當時社會上仍有不少人認為“計劃經(jīng)濟”和“商品經(jīng)濟”是對立的。曾參加十二大報告起草的一位部門負責人在給有關部門的信中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jīng)濟概括成商品經(jīng)濟”。因此，在起草過程中，把“商品經(jīng)濟”寫入文件遇到很大阻力，最初的提綱仍是“計劃經(jīng)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

據(jù)張卓元教授主編的《新中國經(jīng)濟學史綱（1949-2011）》記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看到這個提綱后很不滿意，因此重新調整了文件起草班子。中央在反復征求各方意見后，把“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寫入決定。鄧小平在評價這次會議文件的時候說，“這次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

在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央領導人赴全國各地進行調研，也逐漸成為一項慣例。

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前，胡錦濤分別在北京、廣東、四川、天津、湖南、江西等地調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對文件的形成作出貢獻。

十七屆三中全會前，胡錦濤到河南、安徽等地考察，并前往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考察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情況。隨后的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推進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本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據(jù)北青報記者統(tǒng)計，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李克強進行了17次離京調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