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國際知名氣候變化政策專家、國際環(huán)保組織綠色和平全球總干事JenniferMorgan應邀在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演講,大嘴君有幸旁聽。關于去年年底簽訂的《巴黎協定》,JenniferMorgan有這些總結和思考。
下面為演講全文
非常感謝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的熱情招待。今天能夠在這里,與過去幾年中我非常敬仰的各位共聚一堂,倍感榮幸之至。
這是我第一次以綠色和平全球總干事的身份來到中國。綠色和平在中國的工作對我們這個全球性組織來說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后巴黎時代,中國將選擇怎樣的發(fā)展路徑,我對此充滿期待和好奇,綠色和平以及全球都在關注。
我想就此機會與各位分享我對《巴黎協定》的一些想法,圍繞著促使《巴黎協定》成功的一些因素、協定本身、下一步的方向、特別是中國所發(fā)揮的作用,我將簡述主要觀點。
《巴黎協定》為什么會成功?
《巴黎協定》是多邊主義和氣候行動的成功開始。這份協定某種程度上催生了一個國際合作新時期的開始,而這個世界的發(fā)展進程已因此發(fā)生改變。但是,問題的解決仍然山高水險。在座的各位都明白氣候變化的嚴峻性,我們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數據和研究論文一遍遍地向我們重復著氣候變化的存在和加劇。前不久,我搭乘綠色和平的船前往北極,親眼目睹巨大冰川的融化。盡管我們尚未看到《巴黎協定》發(fā)揮作用,但《巴黎協定》仍然是一個轉折點,它究竟成功在哪里?
我總結了五點因素:
第一點
在實體經濟上,向低碳經濟的轉型正在切實地以更具有經濟性的方式發(fā)生。得益于諸如德國和中國這樣國家的政策的驅動,可再生能源的價格有了大幅下降;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減少了對煤炭的消費。從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到2015年底的巴黎氣候談判大會,上述因素導致了兩次大會的結果有很大不同。
曾經被視為威脅經濟發(fā)展的諸多因素,現在都變成了新經濟發(fā)展的核心驅動力。此外,對于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對基礎設施的影響和對農業(yè)的影響,人們現在已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認識,這也促進了實體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
第二點
一些關鍵大國國內政策的轉變也是促進巴黎氣候談判成功的因素之一。以我來自的國家美國為例,從2009年到現在,它從一個幾乎沒有針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的國家,到現在已經有了全國范圍內具有約束力的《氣候行動計劃》,并且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盡可能地從各個領域來推動對氣候變化的相關政策,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
毋庸置疑,美國還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但是美國的行動意味著其他國家再不能把美國的“不作為”當作自己的擋箭牌了。
第三點
國家間的協同互動也是促成巴黎氣候談判成功的因素之一。中美之間就是這樣。從數據上來說,中美兩個排放量排名數一數二的國家理應如此,但從政治上來說,也是如此。我想,每個國家都需要其他國家來作為外力推動本國政策的轉變,盡管這本身有一定風險。
同時,在巴黎氣候談判大會的現場,我們都目睹了由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小島國所組成的“氣候脆弱國家論壇”(ClimateVulnerableForum)所作的共同努力,它們最終推動了其他大國做出了超出計劃的承諾。
第四點
法國作為主席國的外交技巧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的支持至關重要。它們共同創(chuàng)建了一個清晰透明的談判機制,但同時又將緊要的議題置于首位。
作為UNFCCC的執(zhí)行秘書長,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Figueres)帶來了希望和決心。巴黎氣候談判大會的氛圍也是最后促成各方達成談判的因素之一。
第五點
公民社會組織的努力也是巴黎氣候談判能夠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這里我所說的公民社會組織包括致力于提高公眾意識的組織、商業(yè)組織以及智庫等。
在談判過程中,這些代表國家以外角色的參與者十分重要??偨Y一下,我覺得他們發(fā)揮了這些作用。
首先,通過充分的協商最終達成各方滿意的協議。在巴黎氣候談判過程中,有一些智庫聯合起來,它們發(fā)揮著咨詢不同利益方并最終起草了能夠讓各方都接受的協定草案文本。我此前所在的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就是這些智庫之一,我們當時組織了類似的活動,清華大學還曾參與。
其次,有一些商業(yè)組織聯合起來鼓勵其所在的政府提交力度更高的國家自主貢獻(INDCs)。
再次,不同城市的市長來到巴黎,展示這些城市將怎樣應對氣候變化。
最后,一些國家的環(huán)保組織鼓勵人們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中。2014年9月,美國紐約舉行了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氣候游行”,這次游行傳遞給不同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一個很重要的信號,那就是人們確實在意氣候變化問題。
《巴黎協定》的挑戰(zhàn)
從國際治理的角度來說,《巴黎協定》的成功樹立了新的典范。它既立足于一個國家的政策和環(huán)境又需要平衡來自國際的約束,同時又將所有參與國納入到一個既定的目標。如果將具有經濟性的零碳經濟作為一個國家長期發(fā)展的目標,那么,它所在的經濟體將是對氣候變化具有抵御性的。同時,這樣的經濟體還能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
那么,下一步呢?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巴黎協定》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指出需要更多的科學證據、需要更緊迫的行動以及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議題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認識“缺口”。
在國際層面,需要制定規(guī)則以明確《巴黎協定》的透明度原則、資金和怎樣利用2018年的談判時機來提高各個國家的國家自主貢獻(INDCs),這些細節(jié)都至關重要。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在國內政策上做出努力以實現目標。小島國、中國、美國和G7都在做著努力。同時,全球都在延續(xù)著降低煤炭消費量的趨勢,在中國也是這樣。美國有《清潔能源計劃》、德國有逐漸停止使用煤炭的計劃、中國有“十三五”能源規(guī)劃,這些國內政策都在積極的降低對煤炭的消費量。
在印度和一些小島國,在沒有電力的地方,越來越多的人們正在開始使用分布式太陽能來照亮生活。中國正在領導的南南合作也將有利于非洲國家淘汰煤炭而使用可再生能源。我們需要新的商業(yè)模式來讓這個轉變更快更廣的實現。讓國家的長遠政策能夠及時有效的影響到投資界,這一點至關重要。
最后,我想談一談對中國的想法。對于《巴黎協定》的成功,中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積極轉變國內政策——降低煤炭消費量而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上,中國的行動啟發(fā)了很多國家。它在氣候變化上所作出的外交努力,無論是與美國等大國,還是通過南南合作平臺與非洲等發(fā)展中國家,對于《巴黎協定》的達成十分重要。
中國在巴黎氣候談判大會期間發(fā)揮了領導作用,我期望它能繼續(xù)保持下去。中國最近采取的行動讓人印象深刻。
現在,中國的煤電投資存在過剩之勢,中國能將這些投資過剩的燃煤電廠——包括將要修建的和已經開始修建但沒有完成的及時停止嗎?這將決定中國是否能夠將目前的政策與巴黎確定的長期目標保持一致,同時也將會向全球傳遞一個信號,即《巴黎協定》后中國國內的政策將不同,同時中國是嚴肅對待《巴黎協定》的。
此外,在解決減緩議題上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不同領域包括土地利用、森林、城市、科研等需要找可持續(xù)的路徑十分緊迫和必要。
最后,做出這些重要的國家政策決定和為國際社會提供新的理念,是我觀察到的中國自去年以來一直在做的努力。未來五年對于中國來說,是將《巴黎協定》落實的關鍵之年。這些努力如果能夠實現,將注定成為中國為國際社會創(chuàng)造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的新起點。
責任編輯: 江曉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