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期的羅斯福曾經有言“不要總是長遠看來，人民現(xiàn)在就需要面包”，而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看來，這無疑是至理名言。在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引發(fā)了福島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匆忙關停了全國17處共計48座原子能反應堆，減少了高達1/3的電力供給，不得不過起了大量增加外國油氣進口的“無核生活”。在“綠色、環(huán)保、反核”人士看來，這絕對是讓日本擺脫對核電重度依賴的大好時機，日本政府也順應大勢制定了鼓勵發(fā)展新能源的政策，并要求各電力公司要以固定價格購買這類產品。然而，這一能源政策對日本產業(yè)界而言，卻帶來了不折不扣的能源冬季。

在核電斷供之后，諸如太陽能、風能之類的新能源只能填補一小部分缺口，而要想滿足日本國內的龐大需求，主要還是得依靠從國外進口化石燃料。在過去三年間，用于進口油氣的開支約為每年3.6萬億日元，這導致了日本九大電力公司的總虧損額攀升到了3萬億日元。同時，新能源發(fā)電不僅總量小，而且占據(jù)其中90%的太陽能成本居高不下，在電力公司看來實屬“質次價高”，最終甚至決定停止購買太陽能電。電力成本的上升無疑加重了日本諸企業(yè)的負擔，除了少數(shù)新能源行業(yè)外，日本產業(yè)界一直在倡議緩行能源轉型。畢竟，能源政策終究是為國家發(fā)展服務的，“雖然手術成功了，但是患者也死了”，那么改革又有什么意義呢？

顯然，安倍政府在心底里贊同產業(yè)界的這一觀點，但是礙于國民情緒卻不敢明言支持，相反采取了將皮球踢給本地社區(qū)和技術專家的策略——只要現(xiàn)有的核反應堆在安全標準上能夠通過審查，并且得到了地方議會的贊成，那么就可以重啟反應堆。事實上早在去年的10月底，位于鹿兒島的薩摩川內核電站就通過這一程序而獲得重啟許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分布于北海道、福井、島根、愛媛、佐賀、鹿兒島的11處核反應堆重新啟動，并且日本電力也恢復了在青森縣下北郡興建大間核電站的工程。不過另一方面，除了北海道和鹿兒島之外，其它地區(qū)也都只恢復了占總數(shù)一半、較為新式的反應堆。此外，除了福島的十座核反應堆，位于福井美濱和敦賀的五座也很可能因為處于直下型地震帶而不能通過安全審查。

總體來看，廢止核電站的首要原因還是位置、運行年限等技術原因，真正由于居民反對而終止運行的可能還不會很多。在統(tǒng)計核電站30公里以內居民的態(tài)度時，除了直接受災的福島和宮城之外，只有靜岡的濱岡地區(qū)反對者超過了贊成者，但即使在這里，反對者也只有中立者的一半。最為常見的現(xiàn)象就是，本地居民在大量的政府補貼面前展現(xiàn)出了“默默贊成”的態(tài)度，相反，倒是距離更遠一些、補貼更少甚至完全沒有的居民會大張旗鼓地加以反對。例如說青森縣下北郡本身對于大間核電站的修建保持了沉默，而在津輕海峽對岸的北海道函館市卻一度采取了法律訴訟來阻礙施工。可以說，日本反核的聲浪雖高，但是其力量卻難以在具體的案例中施展，而贊成的呼聲雖低，卻可以在現(xiàn)實的政治中過關。

在這種反差之下，日本各政黨在核電問題上也大多表現(xiàn)得非常曖昧。即使是公然要求廢除核電的社民黨，也認為需要在降低對電力的總需求量的情況下，充分開發(fā)替代能源，然后等待現(xiàn)有核電站自然老化而逐一關閉，最終實現(xiàn)完全擺脫核電。不過，這一方案在廢除核電的步驟上雖然穩(wěn)健，但是其兩個前提在短期內卻無望實現(xiàn)。也正是基于這一現(xiàn)實，日本其他主要政黨對于核電至少也是“默認”其存在和發(fā)展，反對黨充其量不過是攻擊政府在重啟核電設施時“過于草率”、沒有充分進行安全考慮云云。在來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于3月9日呼吁日本放棄核電之后，官房長官菅義偉更是表示，在降低對核電依賴度的同時、仍然要推進“負責任”的能源政策，而這等于是表態(tài)仍會繼續(xù)發(fā)展核電。

有趣的是，默克爾的言論在日本也引起了一陣波瀾，而此前早有一些研究者對德國的“再生能源模式”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原因在于，盡管德國完全廢止了核電，并且大力發(fā)展清潔能源，但是新能源同樣在技術上無法滿足需要，而且成本極高。這使得德國一方面利用自身煤炭資源大力發(fā)展火力發(fā)電，另一方面又從丹麥、法國等鄰國進口便宜的電力，而法國又正是歐陸核電大國。因此，對于默克爾的提議，“德國廢除核電的真相就是從鄰國購買啊”、“去說給法國聽吧”、“日本可是要履行環(huán)保承諾”之類的譏諷不絕于耳。顯然，對于沒有鄰國可以進口電力的日本而言，新能源雖說是希望，但是只有核電才是現(xiàn)實。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