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起，全國一些省市開始實行階梯電價改革，并從7月正式開始實施新的電價收費制度，也就是從原先的單一或者峰谷電價轉變?yōu)榘凑詹煌秒娨?guī)模對用戶進行階梯定價的新模式。

其時，據國家發(fā)改委宣示，出臺階梯電價改革措施的一條重要理由是，通過改變不同電力用戶的成本負擔，以“改善電力企業(yè)經營狀況”。其背景是，在上游環(huán)節(jié)煤電價格聯動的改革訴求下，作為下游環(huán)節(jié)的用戶市場，其電價必須適應煤價變動，尤其是煤價上漲的需要，否則，煤電價格就仍然會出現倒掛，從而出現電力企業(yè)“入不敷出”的結果。

而正是在階梯電價改革前夕，自2008年10月之后，全國煤炭價格指數從低點的150飆升至2012年初的190～200，也就是說，作為電力發(fā)電企業(yè)的主要原材料，3年多時間里，煤炭的成本上漲幅度高達30%。但居民電價卻保持在原位。這意味著，居民每多消費一度電，火電電力公司就將多支付相應的成本。這顯然才是包括電力企業(yè)在內的市場供給方傾向于采取階梯電價的主要原因，為什么呢？

因為階梯電價改革的出發(fā)點是在現有基礎上，多用電則多承擔單位用電的電價，用得越多，單位電價則越高。但這里面并沒有向下的價格機制，即，如果比原來用的少的話單位電價可以變低。由此，現行的電價制度只能稱為固定的階梯電價制度。所以，從電力企業(yè)的角度來看，階梯電價的直接效應便是增收，幫助他們緩解來自上游環(huán)節(jié)煤炭價格上漲的壓力。這樣的結果本身也沒錯，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讓煤電價格進行自行調節(jié)，對于合理配置電力和煤炭以及其他能源資源都是很有幫助的。

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也恰恰是從2012年6月開始，煤炭價格進入下降周期，至今煤炭價格指數環(huán)比已經下跌20%左右，接近于2008年年底的低點。這就是說，在短短一年時間里，火電電力發(fā)電企業(yè)的成本已經節(jié)約了20%。如進一步比較實施階梯電價制度之前的電力價格，一正一負間，電力企業(yè)從中獲得的差價可能高達30%～40%。

如此一來，結果是，階梯電價改革不僅只是“改善了電力企業(yè)經營狀況”，而且還幫助其獲得了巨額的超額利潤。就此而言，很難說階梯電價改革“成功地”實現了煤電價格聯動的市場化改革目標，也很難斷言，市場在能源及電力等資源領域上發(fā)揮了基礎性的配置功能。這是因為，市場作為一種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其最大功效在于，通過價格機制，使社會各個群體的收益實現初始的均等化，從而提高產出的效率和增進全社會福利。而其中，要實現上述目標，價格必須具備上下浮動的可能性。

煤價無法有效倒逼電價的最大后果在于，其一，從直接效果來看，在煤價下跌時，電力企業(yè)看似從階梯電價制度中占到了便宜，但在長期里，煤價不可能一直下跌，到下一個煤價上升周期到來后，電力企業(yè)便將在固定的階梯電價制度中嘗到苦果，一旦煤價漲幅超過電價上升幅度，電力企業(yè)的負擔將可想而知。

其二，從間接效果來看，居民并不直接與煤炭市場及價格發(fā)生關聯，但從居民的角度來看，固定的階梯電價制度實則極大約束了電力消費的積極性，即電力消費再無價格彈性可言。切斷居民與電力價格，以及居民與煤炭價格間市場傳導的結果是，煤炭價格既然無法影響電力價格，那么再低的煤炭價格也都無法對居民的電力消費形成有效激勵，這必然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扭曲。

而居民-煤炭間激勵機制的缺位及其后所形成的扭曲，其效應必將進一步傳導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一方面，扭曲的電力價格及支出會對居民儲蓄及其他消費形成擠占（這有統(tǒng)計數據可以證明），從而破壞其他消費品市場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如果煤炭的價格久居低位，從電力使用的角度看，將推動煤炭減產，這似乎有利于保護能源資源和環(huán)境。但從發(fā)電及能源利用的結構來看，煤炭價格洼地一旦成型，受價差刺激，會有很多替代性能源需求轉向煤炭，即便是電力企業(yè)本身，也會傾向于采用更多廉價的煤炭資源，譬如從油氣改用煤炭。長此以往，因偏重使用煤炭，我們的能源結構不會變得更“輕”，反而是會更“重”。況且，這樣的價格環(huán)境無疑還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發(fā)展極為不利。一定程度上，較高的煤炭市場價格，而不是電力價格，才能真正為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創(chuàng)造積極的市場比價關系。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認為，從理論上來看，電價的固定階梯化制度應僅是一種朝向浮動電價制度的過渡性工具。這是因為，電價改革的目標應著眼于全社會資源能源和環(huán)境的保護，而不是僅僅維護某個部門的局部利益。唯有通過市場，讓煤電形成真正的靈活聯動關系，再輔之以環(huán)境稅收等政策工具，才能有效地實現社會福利公平分配、資源環(huán)境有效保護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環(huán)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